猎城网，城市消费导航

     
       上海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茶埠，肩负着华东茶叶出口和华中茶叶转运复出口的重任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茶叶货源和运输路线。

　　一、茶市崛起原因

　　鸦片战争前，茶叶外销的出口地点仅有广州、恰克图两地。鸦片战争后短短几年，上海一跃而起，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外贸港口和茶埠，长期占据中国名茶埠茶叶出口量首位。上海茶市的兴盛是各种因素相交促成的结果，但最根本的一点是外国侵略者武力侵华和残酷掠夺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鸦片战争前，饮茶风靡世界，茶叶消费量与日俱增。据估算，中西贸易开始后，17世纪华茶出口21010担以上，18世纪增至8889241担，是上个世纪的42.3倍。进入19世纪，仅40年时间，出口量就达14789245担，比前一百年净增590万担。西方各国来华贸易的首选商品是茶叶和生丝，“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”，茶叶贸易给欧美各国商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财富。但中西社会经济制度迥异，中国是封建性的，“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，不需要西方任何东西”；而西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，贸易目的无非是把落后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，通过倾销工业品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，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奴役下。

　　西方列强对上海垂涎已久。他们认识到“中国好几个省份都产茶，但赤道三十度以北的地方一般都不生产。在热带和温带之问的地带最适宜于种植茶叶”。提出茶叶从上海、宁波出口比较方便。英国、荷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国均曾在东南沿海的宁波、厦门从事过茶叶贸易。东南各省茶源之丰富给英使马夏尔尼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在向乾隆所上国书中，就提出要清政府割让舟山～海岛作为贸易据点。五口通商可谓正合乎列强掠夺茶叶的贪婪之心。

　　1843年11月7日，上海正式开埠。外国公使、各国洋商纷纷涌入上海收集情报，推测贸易前景，逐步把侵略重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。该年清廷大臣在奏折中说，“统计五口，应以广州为首，上海为尾，将来贸易，似亦惟该二口为最旺”。1844年，法国全权公使赖格纳与清政府签订《黄埔条约》后，立即前往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等地窥探，他向法国政府密报说：“上海的地位比较福州、厦门、宁波更为优胜，……至子我所欲购的货物如生丝、绿茶之类，均可在上海低价购得。”翌年，英国人乔治·斯密斯也写道：“欧洲人能在上海以低于广州百分之十的代价买到丝茶和其他土产”，最好的绿茶“价格要比在广州低百分之二十四”。这对于贪婪成性的洋商来说诱惑力很大。而且，五口通商初期，福州并未引起洋商重视。1847 年的“福州只有一个英国商人”，茶叶如运到福州“唯一的困难是缺乏买主”，直到 1853 年前，“有十年光景这里（指福州）并没有贸易”，当然也没有茶叶贸易。厦门的贸易虽然是在“一种健全的基础上发展，但是并没有得到茶的助力，出口货主要的是糖”。宁波只是一个转口港，奈叶运到宁波后“仍然留在中国人手里，外国人只能在它运到上海后并经行帮的准许才能得到”。这样，洋商自然看好条件优越，“有充分行便条约赋予便利与特权之机会”的上海，立即蜂拥而至。 1843 年 11 月上海刚开埠，情和、宝顺、仁记、义记各洋行即从广州派遣大班驻扎上海，沙逊、祥泰也尾随而至。

　　1847 年，上海己有21家英国洋行和3家美国洋行。随着丝茶贸易的开展，洋行日益增多，上海逐渐成为洋行最为集中的商埠。1852年洋行有41家，五年后增至62家。仅1872年5月21日至6月19日 《申报》所载购茶洋行名单就有52家。当时“大多数在中国有声望的英国洋行和美国洋行在这里（指上海）均设有分支机构”。20年代后，洋行数虽有减少，但仍保持29－38家，1936年减至23家。抗战期间，上海主要经营茶叶的洋行有英商锦隆、抬和、协和、同罕、仁记、杜德等洋行，法商永兴洋行，德商兴盛洋行，对苏联出口则通过“协助会”。1946～1949年主要有法商永兴、英商协和、抬和、同率、锦隆洋行。这些洋行贸易重心是做丝茶生意。如1851年，上海27家洋行（英商占总数77 .8％，美商为11.1％）出港船只238艘，装载丝茶的为 128 艘，占总数53 .78％。装载丝茶的船英商84艘，美商44艘。拥有雄厚实力的旗昌、治和、宝顺三洋行垄断了上海茶市”。进驻上海的洋行建立了行号、仓库、拍卖场、航运公司、医院、商会，甚至银行，为掠夺茶叶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随着洋行从广州北迁上海，依托洋行主存的广东买办、通事、茶栈主也同时来上海落户，为洋行抢购茶叶，搜刮货源。洋行驻埠坐等茶叶上11远不能满足需要，于是派买办深入茶区采购，是为“内地采购制”，不但克服了洋商不能在内地任意活动及交易中的语言文化障碍，还可轻而易举地抢购到大量茶叶。这种制度萌芽于广州，真正发展起来并起作用是在上海。1848年的材料说，“为大力促进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，曾试行了一种办法，即根据与英国商人签订的合同，派人携现款到茶区收购某种茶叶的办法，广州早已实行，现在上海也己经实行了。这个办法将是上海市场取得相当数量上等茶叶的最可靠的方式之一”。这一方式50年代风靡一时，史料说，“这在最近的上海和福州己成为一种习惯，广州在较小程度上也是如此”。显然上海己走在各埠前面。琼记洋行在上海的业务通常是买办的雇员办理，著名买办杨坊也经手部分茶叶采购，佑和洋行唐景星、宝顺洋行徐润、旗昌洋行陈竹坪几个买办，也充当过内地采购的角色。1859年，容阂任上海宝顺洋行买办时，两周时间用4万两白银从皖南太平县购得优质绿茶比船运往上海。

　　洋行立足上海能够顺利掠买茶叶的关键在子该埠附近茶区广阔，茶源丰富，运输也十分便捷，这是其他各埠无法匹敌的。洋行醉心茶叶贸易的目的在于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，赚取高额利润。洋庄茶“则专售于外国”，洋商夺取华茶外贸权后就控制了中国茶业，他们“所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以较过去为低的成本获得茶叶，以便使这一交易成为有利”，而上海正具备这种条件。五口通商时期，“我国产茶之地，惟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四川、两湖、云贵为最”，其中苏南、皖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广均是中国最著名的外销茶产区。屯溪绿茶区、平水绿茶区、温州红茶区、祁门红茶区、武夷茶区、宁州茶区、河玉茶区等著名茶区“都分布在距广州很远的地方”，距上海“却很近便”，茶叶运上海出口仅需数日至十余日，运广州则要数十天。当然“所有绿茶和大部分红茶运到上海都远较运到广州省钱”，收购也“比广州容易”。洋商正是看到了上海贸易的独特优势，利用控制奈叶贸易的有利地位，把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。

　　在这种形势下，清政府控制茶叶贸易运输路线的努力夫败，茶叶运输路线骤变，“武夷茶和浙江、安徽茶都以上海为较近的市场”，甚至部分湖广、江西茶也转运上海出口，南下广州的茶路日益衰落。1849年，英国公使阿礼国预言“粤省境内自产外，势将改由沪埠输出”，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。茶路变迁，首先使运茶路线大为缩短，运输时间、费用相应减少。各地茶运上海多则15天，少则2天，运费也降至每担0.5元至3元不等”，而武夷茶运广州要一个月，江浙茶要2个月左右，皖南茶也在1至2个月问。其次，保证了各产区茶叶源源输入上海。过去“向由粤埠出口之华茶，至是几全部改由上海输出”，上海成了“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上最为重要的商埠”，“吸引着国际方面很大的注意力”。最后，加深了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进程。茶叶通过条条茶路运到上海存栈，通过买办售子洋行，保证了外国侵略者对茶业的掠夺。茶商“自无输出之机能”，“交易全权仍归于外人之手”，洋商主宰了华商命运，“华商遂如鸟在笼中，闭放由人，不能自主矣”。因此茶路变迁既是开埠的结果，又反过来促成了茶埠的形成。一条条茶路，就是侵略者榨取中国人血汗的吸管，是茶区人民贫困的根源。

　　二、茶市兴盛概况

　　上海地处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处，黄浦江自浙江北部向东北流经上海，境内地势平坦，“河流交错其间，而这些河流又被运河网连贯起来”，离中国最富庶的“杭州、苏州及古都南京这些大城市极近”，通过水路，能够和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连接起来。显然，上海“交通惊人地便利”，并且腹地辽阔，物产丰富，气候宣人，这些优越条件“没有其他城市具备”，这种自然条件优势使它极有可能成为“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上最为重要的商港”。

　　开埠前，上海仅是一个贸易不甚发达的内贸港，“本地沙船向以花布。茶叶等货运往关东、山东各处售卖，换买黄金，往返生理”。开埠后，情况有了根本变化。马克思说：“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：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。”开埠初期，只是“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”，广州仍具有绝对优势，加上受制于物物交换，贸易不方便，上海出口还很有限。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114 .9万磅 ，仅占全国各埠出口总量的1.6％，但上海己打破广州一统天下的局面，此后出口量及所占比重不断增加。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，茶叶南下广州受阻，上海出口量骤增。1852年上海首次超过广州，达到57675万磅，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最大茶埠。嗣后上海优势日益凸现，发展迅速，“在紧接的以后几年中，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”，上海一跃而为“中国绿奈的主要出口港”和中国“最重耍的港口”。

　　1853 年太平军进军江甫，“通往镇江以上的整个扬子江流域的路径，和通往大半个浙江的路径，都已阻绝”，“武夷茶到上海的路径已经被初起的叛乱（指上海小刀会起义）割断”，旗昌洋行派买办深入武夷茶区购茶从福州直接出口，上海茶市“不免受真影响”，输出量从上年（1853 年）的6943. 1万磅 减至5034. 4万磅 ，所占全国茶出口比重也从66. 1 ％锐减至42.3 ％。1885年上海茶出口又趋高峰，达80221万磅，比重高达2 ％，1856年至1860年出口量趋于稳定，大多保持在5000余万磅，平均比重为43.7％。上海茶市中心地位得到巩固。造成上海茶叶出口从1855年高峰下跌的原因，一是受战争及物价上涨影响，致使运输费上涨，成本增大：二是通往广州的商路重开，上海商路受战争影响暂告阻塞；三是洋行在福州抢购茶叶，竞争加剧；四是清军为围剿义军而增征常关税，影响了茶叶输出。19世纪50年代末，上海、福州、广州三大奈埠中，只有广州因“洪杨倡乱，且有英法联军，内忧外忌，纷至沓来”，“影响甚巨，遂致一蹶不振”。

　　1861年汉口、九江辟为商埠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海茶市的地位。茶叶飞剪船直接驰入长江购茶，上海等地洋商也纷纷蚁集汉口，许多原从上海出口的茶叶直接从汉口、九江输出。但上海仍不夫为中国主要茶叶出口港和转运基地，许多茶叶仍从上海出口，江西、湖广也有部分茶运至上海或出售或转口天津输俄。